《动荡时代》——日本的教训
前言
似乎从今年开始，所有金融行业的研究员都开始研究日本了。
这本身不难理解，日经225在去年站上30000点后，又在今年站上了40000点平台。尽管过程中有着8月5日以-12.4%的成绩，刷新日经单日最大跌幅的"黑色星期一"，但瑕不掩瑜，"冲破泡沫阴影"、"日本彻底走出失去的三十年"的声音逐渐出现。
再加上，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与三十年前的日本惊人的相似：经济增速换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这让许多人相信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日本的做法就是中国的答案。
然而，日本真正走出经济困境的吗？繁荣之下暗藏哪些危机？以及最重要的，在照抄日本的答案之外，我们究竟能从日本的教训中学到什么？
一、杀死通缩：日本的选择
之所以将日本9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称为"失去的三十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在此期间长期处于通缩的泥沼中。因此，一种观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果日本央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国际流行的2%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也许就可以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
尽管或许是迫于政府方面的压力，日本央行最终使用了2%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但白川方明在书中明确表达了对这一目标的反对。在他看来，如果日本央行使用了目标通货膨胀率制，日本银行就不得不超出自身意愿地无限制的购买国债，进而导致国内的金融机构由于存贷差的不断萎缩甚至危及生存，最终为实体经济埋下隐患。
从更大的层面来看，在10年或20年这样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决定增长趋势的不是物价或货币这样的名义变量，而是像生产效率、创新和劳动人口变化这样的实际变量。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只能平滑经济波动，不能根本性地改变经济增长的趋势。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不能囿于通胀等短期表现，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威胁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失衡因素。
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后来的日本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2013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将振兴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大力推行以货币宽松、财政刺激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自然，与安倍观点相左的白川方明下台，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最后的武士"的黑田东彦。
似乎是黑与白的暗喻，黑田东彦成为日本央行行长后，为了实现"安倍经济学"，一改央行在白川方明时期对于新型货币政策的拒绝态度，先后拿出量化与质化宽松（QQE）、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非常规武器，对投资者抛售的日本债券照单全收，誓要让贬值日元以完成2%的通胀目标，即便这会流尽日元汇率的最后一滴血。
2023年，黑田东彦结束了十年的行长任期。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田东彦完成了他的目标：日本通胀连续12个月高于2%，同时失业率来到了近30年的最低点。然而，当潮水退去，宽松的政策惯性也为日本留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加息太快日本会重返通缩；加息太慢则会使日本陷入恶性通胀，日元变成为废纸。
目标通货膨胀率是否能真的将日本带出通缩？或许我们需要下一个十年才能得到解答。
二、人口老龄化=经济衰退？
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下，人口老龄化就等于经济衰退。但是，人口老龄化真的会阻碍经济增长吗？
毕竟，在主流的经济学视角下，劳动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或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得到抵消。所以，在乐观者看来，我们并没有必要过度担心人口减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和人形机器人等新技术的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彼时的白川方明基于上述的经济学视角，加上日本在电子、汽车、机器人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卓越的创新能力，同样对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
然而，时间证明了白川方明的错误。事实证明，老龄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基本的生产模型：
首先，随着整体人口的老龄化，政府的财政支出将向有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倾斜，而不利于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这种倾向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影响老年人和适龄劳动者间的收入分配，而且还包括使得政策更容易优先考虑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低迷，而非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其次，人口减少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东京圈人口还在增加的时候，地方经济就已经开始受到了人口减少的冲击。为了应对冲击，日本政府必须进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而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人口减少地区过大的转移支付抑制了对日本经济整体而言必要的财政支出。
最后，人口的动态变化对地价产生的极大的影响，人口与土地价格的相关性无需多言，从日本的数据来看，人口红利的峰值与经物价平减指数调整后的实际地价峰值是同时出现的。如果考虑到房地产是贷款的重要抵押品，人口减少也会通过贷款渠道影响到日本整体的经济发展。
三、削减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政府要实现健康的财政均衡，可能的途径无非两条： "开源"与"节流"，前者是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后者是抑制社会保障的相关支出。
一个经常的误区是，因为政府的失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失去的三十年"中表现不佳，因而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但实际上，日本劳动人口的人均生产效率长期在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一，"开源"之路走到尽头只是劳动人口减少的必然结果。
只要能意识到政府财政的严峻性，削减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就是显而易见的。在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人数更少的适龄劳动人口支撑着老年人的养老金、医疗、护理等保障体系。如果所有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适龄劳动者承担，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且会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
有趣的一点是，白川方明几乎在整本书中都用着十分克制而谨慎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但在削减退休金这一点上，却表达出奇的强硬。他不仅认为"进一步推迟领取退休金年龄值得深入研究（目前日本是65岁）"，而且还认为"日本作为如此长寿的国家，公共退休金的定位应当从劳动者退休后的收入保障，转向长寿风险的保险"，即降低退休金的收入替代率。
由奢入俭总是困难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有必要就削减社会保障的问题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这是对社会契约的重新思考，自然也是相当艰难的历程。但改革是不能拖延的，因为一旦人民对财政的可持续性的信任出现坍塌，结果就会影响货币稳定，并对国民生活产生毁灭性冲击。
四、GDP之外的社会福利
虽然我们常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但却很少有人因此认为日本人生活的幸福感很低，这不仅是因为在泡沫破裂前的经济基数足够高，也是因为GDP并不能完全衡量社会福利。
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一点为日本经济开脱的味道，但GDP增速确实在劳动时间、平均寿命和非经济价值的差异等方面并不能很好地衡量社会福利。当今天的中国经济处于和日本当年类似的经济增长降速的背景之下，GDP之外的社会福利进步更加值得我们的关注：
在劳动时间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同一GDP水平下，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享受更多的闲暇，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就可以得到提高。从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均年劳动时间已经从2031小时降低到1713小时，降幅约16%。
作为参考，如果按每年13天假期计算，“996”的工作年时间约为12 × 6 × 52 - 12 × 13 = 3588小时。或许在未来，降低工作时间将会取代加薪，成为社会整体福利的表现形式。
此外，平均寿命越长，一生获得的满足感自然越高，更长的平均寿命同样是社会福利的体现之一。在今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到达历史最高水平的78.6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而这一数据在未来几乎还会确定性地增长。
最后，社会福利还体现在非经济价值的差异。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商品，产自日本的商品天然地提供了安心、准确、清洁等附加价值，以至于各种代购的盛行。今天中国“国货”的崛起，也许在未来也将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之一。经济价值**：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商品，产自日本的商品天然地提供了安心、准确、清洁等附加价值，以至于各种代购的盛行。今天中国"国货"的崛起，也许在未来也将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之一。
五、我们怀念的究竟是怎样的时代？
当泡沫破裂，潮水退去，人们总是会怀念过去的某一段 "黄金年代"。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怀念过去三十年间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以及互联网的浪潮，对日本人来说，最值得怀念的年代是经济高速增长上世纪60年代，彼时是全体国民明显走向富裕的时期，具体表现为生活水平提高、全民保险启动、死亡率下降和高等学校入学率上升等方方面面。
有点反直觉的是，根据内阁府进行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数据来看，当时日本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高。同时，新闻中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正面评价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大气污染等社会公害问题，这也与中国当年对"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关注不谋而合。
尽管如此，正如"一亿总中产"一词所象征的那样（日本70年代人口到达一亿，其中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原因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社会是否能在收入分配、追求个人机会等方面感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公平"。当然，"公平"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蛋糕被做大，才有机会分到更多的蛋糕。
六、日本的教训
实际上，在白川方明眼中，日本所谓"失去的三十年"并非是政府或央行的失职所造成的，而是经济长期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所必然触发的调整机制。对日本来说，日本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表现为不动产泡沫，而调整成本不仅包括经济的低速增长，还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能从日本的教训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快速老龄化以及少子化的严重影响，以及最重要的，永远保持谦逊。
经济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生态系统，我们当前对经济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认识到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并永远保持开放和谦逊的心态更新我们对经济的认知。